一、雕版翻印方式及其应用（一）全本影刻
影刻铅、石印书籍的数量远高于翻刻，其具体操作方式，大约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拆散原书、直接覆在板上刊刻。此法沿用已久，如明景泰年间昆山知县郑达影刻元代虞集的《道园学古录》。“此书郑令既得印本于淮云寺中，即以元纸黏版刻之，此传刻旧书第一义也。”[9]如此一来，毋需抄写，省时省力，且与原版面貌相似。至于雕刻技术方面的问题，除非字迹过于细小，一般不存在障碍。早在五代宋初，刊刻小字的技术就已较为成熟，如斯坦因劫自敦煌莫高窟的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刻《大随求陀罗尼经咒》。至明清，坊间雕版技术愈加精湛，一些唱本、历书、通书、缙绅录及科考作弊书的字体极小、版面紧凑，这为影刻袖珍铅、石印本提供了技术支撑。近代许多书坊也采用这种方式影刻铅、石印书籍，但各家水平参差不齐。其中，重庆善成堂、成都志古堂、安顺至宝堂和新化三味堂等质量较高，精美者如善成堂影刻光绪三十二年（1906）石印本《增像第六才子书》（见图1）、至宝堂影刻锦文堂石印《绘图浅说注解百家姓》。但他们的产品仍带有较明显的摹刻痕迹，且以蒙书、举业书和小说为主，面向普通士人发售。在此之外，却出现了一批水平极高的石印画谱、古籍的影刻本。这或许因为精英群体对此需求较大，供不应求；且影刻本可以节省画稿、运输等费用。除了经济上的考量，或许还有审美的因素。如1916年绍兴医药学报社所刻《医药丛书·凡例》第2则云：“近时书籍多用石印、铅印及洋纸，形式既不朴质，藏晒尤难经久。故本书不惜工本，纯用木刻中纸。”[10]再如民国时藏书家卢前总结雕版比之铅印的优势，称赞道：“手工印刷，墨色经久，不患油渍，久而愈纯；一编在手，墨香满纸，此惟藏家能赏会之。”[11]
图1 《增像第六才子书》石印本与善成堂影刻本
值得注意的是，被影刻的画谱、善本多数是由上海同文书局石印出版的，例如《兰闺清玩》《海上名人画稿》《茜窗小品画谱》《切韵指掌图》（光绪九年影印南宋读书堂本影抄本）、《许氏说文解字双声叠韵谱》（光绪九年影印本）、《孔子家语》（光绪十年影印汲古阁旧藏宋刻本）、《历朝圣贤篆书百体千字文》（光绪十年影印康熙间携雪轩刻本）、《三国志》（光绪十年影印乾隆武英殿刻本）。同文书局是国人自营的首家大型石印书企，创设于光绪八年（1882），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歇业，以出版传统书籍为主。至于其影刻本，刀法精湛，若非连同牌记“同文书局缩印”（《历朝圣贤篆书百体千字文》《许氏说文解字双声叠韵谱》所有）、“同文书局石印”（《海上名人画稿》《孔子家语》《切韵指掌图》所有）一齐刊刻，竟不易分辨是原刻还是影刻。例如南宋绍定三年（1230）读书堂刻《切韵指掌图》、同文书局影印本及其影刻本[12]（见图2），再如道光十九年（1839）刻《许氏说文解字双声叠韵谱》、光绪七年（1881）常熟鲍氏后知不足斋影刻本、光绪九年（1883）同文书局石印本及其影刻本（见图3）[13]。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影刻同文本的笔画略显拘滞，但并未与原刻本或其他影刻本相差太远。此等技艺显然不是普通书坊所具备的，但刊刻者却没有留下任何信息，这不禁令人费解：倘若私家刻书，一般会撰写题跋或刻上书斋名号；再者，以现代眼光看，石印缺乏古风，其影刻本若删去原书牌记、冒充善本的影刻本，将比“影刻石印本”的身价高得多。之所以如此，或许有两种可能：一是照相石印在当时属于新奇事物，许多人对此颇为推崇。如藏书家叶德辉赞曰：“形神逼肖，较之影写付刻者，既不费校雠之日力，尤不致摹刻之迟延。”[14]同时，同文书局严格把控质量，“精美绝伦，咸推为石印之冠”[15]。如光绪十二年同文书局石印《佩文韵府》三千部，抱芳阁招股定购一千部。后来抱芳阁发现所印样书上未标“同文书局”，于是补上重印，并专门登报声明：“本庄与同文交易有年，目击其办印书史，精益求精，洵属善美兼尽。所印各书风行海内，远近士商无不推许，此乃有目共赏，非本庄之阿好也。今向同文定印《佩文韵府》，……本庄前出书样，未曾标明同文石印，恐他省士商未能周知，兹特申明。”[16]民国时陈荣广称：“今日得同文板者，尚可求善价也。……此后兼印《聊斋》《三国》《字典》等书，亦极精妙，至今流行日稀，价亦不贱。”[17]另一种可能，则是大多数民众包括书坊主，对照相石印等新技术缺乏认知。书坊原本就不了解同文本是善本的影印本，所以只会依样画葫芦来冒充原版，缺乏编辑加工的能力和自我宣传的意识。除同文本外，其他石印、铅印书籍的影刻本中，也有不少完整保留着原牌记（见图4）
图2 宋绍定刻本《切韵指掌图》，同文书局石印本及其影刻本
图3 道光刻本《双声叠韵谱》，光绪后知不足斋影刻本，同文书局石印本及其影刻本
图4 影刻本保留的石印、铅印本牌记
第二种方法，按原书版式摹写样稿，影抄后再刊刻。民国以后大量新式书籍采用平装（洋装），正反双面印刷；若拆散书页直接上板，则会导致字迹模糊，于是有的书坊便先行抄写。但采用这种方式刊刻的插图却常常不太精致，大概由于写手易得而画工难觅。
时至今日，雕版印刷已经成为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翻刻新式印刷书籍的现象也未消失。早在1973年，“为了使这项传统的雕版艺术不致湮没，使雕版印刷业后继有人”[18]，上海书画社影刻了人民出版社1964年9月第6版铅印本《共产党宣言》。现在，许多雕版艺人使用激光照排的文字或图像覆版刊刻，可谓与时俱进。由于许多学者不太了解或者从未知晓雕版影刻铅、石印本的现象，导致他们误将影刻本当作初刻本。如巩曰国因上海书画社影刻本《共产党宣言》字体瘦长、有现代标点，将之称为“雕版印刷史上的一个特例”，并郑重其事地说：“它在版式、字体、内容上，都和传统雕版印刷书籍有很大不同。”[19]再如光绪时著易堂铅印本《聊斋志异新评》，现存光绪十三年善成堂、聚元堂及光绪十五年北京老二酉堂等多种影刻本。唐惊生根据影刻本的卷末题记“上海著易堂书局涂子巢仿西法校印整铅板发兑各省同行”，以及上下字笔画交叉、使用传统纸墨等，误以为使用了雕刻铅版的工艺。[20]
（二）选择性影刻
1.书籍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中西译书会石印策论文《精选新政应试必读六种》，现存两种影刻本：一为《新政应试必读》（据《目录》题名）；一为《新政应试必读约钞》（据扉页及《目录》题名），书前有光绪二十九年（1903）有益堂主人序。两者选辑篇目不同，但每篇文章的内容、行款以及字体与原本相似，当为影刻后汇订而成。再如光绪二十七年上海江左书林石印本《小试新学准绳》，现存一种影刻本，仅选刻其第三卷，并挖改卷端题名，作“时务策学准绳初编”。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上海书局石印《三才略》，囊括《步天歌》《舆地略》《括地略》《读史论略》四部分。同年冬，成文信书坊影刻其中的《读史论略》，增加扉页，单独印行。光绪三十三年上海萃英书庄石印《绘图针灸易学》附《七十二翻全图》；民国七年山东周村承文新仅影刻附录《七十二翻全图》，并新增扉页，题名“七十二翻症”。
2.插图
某些书坊为了降低技术难度、节省工本，便只选择铅、石印书籍的部分插图进行影刻。例如光绪九年上海筑野书屋铅印本《第一才子书》（扉页题“三国志全图演义”），卷首有铜版人物绣像，每卷前又有故事情节图。光绪十六年（1890）河南汝东资善堂影刻此书，卷首绣像改用朱墨套印，回目插图则付之阙如。再如光绪十九年（1893）山东东昌书业德影刻上海广百宋斋铅印的《绘图增像西游记》，亦缺少回目插图。
有的书坊艳羡石印插图的精美，于是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在旧板书的基础上，增入影刻自石印本的插图。例如味兰轩曾于同治八年（1869）刻朱墨套印本《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光绪十五年（1889）重印此书，扉页题“增像西厢全注”，其正文及回目插图仍用同治旧板，而卷首的绣像和题词却影刻自光绪十五年鸿宝斋石印的《增像第六才子书》。再如乾隆时邹圣脉增辑的《幼学故事琼林》，一经刊刻即风靡海内。现存四川绥定明德堂刻本，扉页及卷首插图与上海简青斋石印本《真本改良绘图幼学故事琼林》同，但正文却源自光绪二十九年成都古香阁刻本（据卷四卷端题识）。民国时孙楷第见过《儿女英雄传》的一个刻本，其底本为北京聚珍堂木活字本，插图却影刻自蜚英馆石印本。“本文则覆刻聚珍堂本，附上董恂的评语；图则翻刻蜚英馆本，刀子划的横一道、竖一道，人物都分辨不出来。”[21]
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现象，即正文影刻自新式书籍，插图部分却直接采用石印书页。例如光绪七年申报馆铅印《儿女英雄传》，“阅者均以为新奇可喜，来购者几于趾踵相错”[22]。现存一影刻本，扉页钤“扫叶山房督造书籍”朱印[23]，每回前增入两幅石印插图（见图5）。首幅《缘起首回图》的落款为“光绪十三年……绘于蜚英馆”，经查与光绪十四年（1888）蜚英馆石印本同。至于其操作细节尚未可知，或许是托其他石印商代印插图，也可能是自己翻印。据杨丽莹考察，扫叶山房最晚在光绪十二年（1886）已采用石印技术，但初期利用程度不高。[24]习斌也注意到这一版本，却误以为是申报馆刊印的：“申报馆仿聚珍版木刻《儿女英雄传》，其中的绣像即翻印自蜚英馆刊本，……仍是石印，大约出于保持原画神韵的考虑。”[25]
图5 申报馆印《儿女英雄传》之影刻本
3.封面
中国古代雕版线装书的书衣十分朴素，大多只有题签。但随着石印、铅印的流行，封面上开始出现装饰性的文字和图案，各书局推陈出新。于是，有的书坊也在旧板书前加上影刻自新式书籍的封面，甚至更换题名。例如长沙万卷阁书局所刻《捷径杂字》的封面为“怀素写蕉”图，影刻自广益书局石印的《绘图包举杂字》，并将原题名改为“绘图捷径杂字”。再如江西临川和记书店刻《绘图京果四言杂字》（书内并无插图），其封面影刻自南昌广益书局石印的《绘图七言杂字》，但粗劣不堪，并将“七言”二字剜改为“京果四言”。
（三）翻刻
石印、铅印书籍的翻刻本与原书相比，版式和字体变化较大，副文本如插图、注释、标点符号等也常被改编或删减。例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东亚译书会铅印《欧罗巴通史》，其翻刻本改变行款，并把原书天头的英文注释统统删去。光绪二十八年（1902）广智书局铅印平装《现今世界大势论》，其翻刻本的开本变小、行款改变，且缺少标点和英文。有的书版面舒朗，坊间翻刻时为降低成本，便将几页内容合于一面。例如1912年商务印书馆石印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一册，原有26个筒子页，翻刻本拼合图文后缩为16页。光绪二十七年上海江左书林石印袖珍本举业书《小试新学准绳》，如今既存有同年识时斋的影刻本，也有光绪二十八年安顺至宝堂宋体字翻刻本（见图6）。这或许缘于原版字小且密，翻刻难度大，故而重新誊写。再如光绪二十九年集贤书屋翻刻《皇朝掌故四字经》，扉页识语云：“因石印字小，难以诵读，兹另行付梓，特请高明校正无讹。”也有将宋体字改为写刻的情况。例如1943年“国定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铅印《初级小学国语常识课本》，其翻刻本的行款、插图等与原书相同，但将仿宋体改刻为楷体。再如湖北黄冈项家庙刘集文书局翻刻中华书局的《高小地理课本》，原书平装、铅印、宋体字，翻刻本改为大字写刻；并将书内插图扩增为单页大幅，统一移到卷末。此外，有的士绅出于校勘、美观等需求，也常采用翻刻的方式复制新式书籍，例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归安姚氏翻刻光绪十五年同文馆铅印的《增订格物入门》。
图6 江左书林石印本《小试新学准绳》之影刻本与翻刻本
二、版本鉴定
（一）影刻本的版本特征
有的书坊影刻铅、石印书籍时，会将原书牌记、凡例或序跋中有关新式印刷的文字一并保留，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例如光绪三年（1877）上海三元堂铅印《诗韵集成》，扉页题“新铸铜板校正诗韵集成”，序云“又恐既久漫漶，著为铜板”；申报馆铅印《万国史记》、珍艺书局铅印《增注四书人物串珠》的牌记，均有“仿聚珍版印”的字样；富文书局石印本《天演论》卷末题署“吴保初、熊师复覆校上石”，这些文字均被其影刻本完整保留。加之有些影刻本惟妙惟肖，竟被今人误定为铅印或石印本。例如光绪十五年王韬铅印《西学辑存六种》，可阅山房影刻时又增辑多种，山西大学图书馆将此版本错误著录为“《西学十二种》，可阅山房辑，清光绪二十八年排印本。”[26]再如光绪二十七年石印的《五洲各国政治考》，现存光绪二十八年邵阳古余书局影刻本，但改名为“五大洲各国政治通考”。钟少华介绍这一版本时，错误著录为“古余书局石印”。[27]
目前，学界对于石印和铅印的技术流程已有充分了解，但较少论述铅印本和石印本的版本特征，至于将其与木刻本进行比较的研究则更少，且论述零散，不够细致。而石印、铅印书籍的影刻本更为特殊，有些辨别单一版本类型的方法不再适用。比如骆伟总结的石印本特征中“封面、封里、版心下方标示‘石印’字样”[28]，再如判定活字本的重要标志“字迹行列有时不太整齐”[29]，在其影刻本中同样存在。艾俊川曾以富文书局石印本《天演论》的影刻本为例，探讨古籍鉴定的方法论问题：“书籍作为手工业产品，其字体、版式、纸张、墨色，都是印刷技术的产物。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印刷技术有差异，其印成品就会体现出这种差异。……版本鉴定所观望的‘风气’，其实是反映在纸面上的印刷技术特征的痕迹。”[30]但他并没有阐述具体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文铅字创制于道光、咸丰年间，但在版式上，铅印本与古代的木活字、金属活字本有相似之处。目前所知最早的翻刻活字本，是高丽高宗二十六年（1239）翻刻铜活字印本《南明泉和尚颂证道歌》，卷末崔怡跋文云“募工重雕铸字本”。其后印本“行列不整齐，某个字刻的很歪”，明显是用铸字本覆刻的。[31]中国影刻活字本的最早记录，为明代中后期影刻华氏会通馆金属活字排印的《蔡中郎集》《锦绣万花谷》等书。清代东南五省影刻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亦较为著名。王子霖较早指出这一现象，魏隐儒、柯浦等学者进一步总结了鉴别的方法。[32]这对于影刻铅印本的鉴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美中不足的是，他们认为影刻活字本的数量极少，更没有注意到近代的情况。实际上，坊间存在不少雕版影刻木活字本的案例，比如《忠武侯诸葛孔明先生全集》，扉页题“同治元年秋月/聚珍斋摆字”；内分《奇门遁甲》等五种，每种子目的扉页题“本年新摆，校对无讹”。正文为宋体字，行格稀疏，有些字的笔画粗细不一、略有倾斜；但书内有多处断版，可以确定为影刻活字本。再如敷文阁印《天下郡国利病书》（卷末题“敷文阁聚珍板”），北京聚珍堂印《忠烈侠义传》（序云“竟已付刻于聚珍版矣”“是以藉聚珍板而攒成之”），皆有影刻本存世。[33]另外，姚伯岳和于义芳详细考察了古代拆散原书、上板刊刻的“覆刻本”，指出“同、光间据道光和咸丰初年版本覆刻图书的现象非常普遍”。总结覆刻本的特征及鉴定方法，提到两个难点：“一是容易将重新刻印了内封或牌记的本子误以为是全新的版本，不能指出其与原本的覆刻关系；二是容易将没有添加改换文字内容的覆刻本误当作原本，不识其为覆刻本。”[34]这很有见地，类似问题也存在于影刻铅、石印本的鉴定中。不过，他误以为光绪前期新式印刷技术出现后，这种覆刻的现象大大减少：“直到清光绪五年以后，基于照相石版印刷技术的影印本开始大量出现，覆刻方法相较而言，已不具备技术和成本上的优势，这才逐渐销声匿迹。”[35]因此，笔者在归纳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予以补充丰富，从纸张、墨色、文字、版式等方面，探讨铅、石印本与其影刻本的鉴别方法。
纸张方面，前人指出铅、石印本大多采用机制连史纸、洋粉连纸[36]。实际上，铅、石印用纸的类型和使用时段较为复杂，因时、因地制宜。[37]起初鉴于成本和审美等因素，主要使用连史、毛太等土纸。至光绪末年，随着新式印刷业繁荣，洋纸进口额激增，尤以日本有光纸（洋粉连纸）为最，上海等地也相继建立机器造纸厂。机制纸一般看不出纤维，其中，洋粉连纸正面光亮平滑，背面稍显粗涩，质薄而脆。[38]但抗争爆发后，日寇实施封锁禁运，进口纸墨锐减，不得不重新启用土纸。除此之外，铅、石印本的封皮大多使用机制纸，比正文用纸略厚略硬。其影刻本的书衣则用夹宣等厚纸或是双层纸托裱，质地柔软有韧性。
墨色方面。铅印和石印使用油墨，容易出现“因墨料调和不得法而渗油之现象”[39]，字的周围会泛黄，甚至有整面浸染的情况。倘若用水沾湿，“其字的笔划周围应有白色印迹”[40]。雕版印刷使用水墨，字的边角或折钩处可能有洇染迹象。其次，刻本刷印时用力不均，会出现某片文字深浅不一的情况（见图1），“水墨的浓度不可能完全均匀，故而干燥以后，在同页文字上可以感觉到墨色堆积的不同厚度”[41]；而铅印时由于版面不太平整，导致铅印本字与字之间的墨色轻重不均；石印，包括照相影印，属于平版印刷，所以墨色一致、不分层次。[42]
文字方面。第一，压痕上，石印本的字迹毫无凹凸感；而铅印时机器压力较大，其痕迹要比手工刷印的刻本明显。[43]第二，笔画上，铅印本的字与字之间绝不会交叉；但当影刻小字密行的铅印本时，可能出现上下笔画勾连的情况。[44]艾俊川还发现刻字时产生的“刀痕”：“遇到笔画交叉时，刀锋往往会通过交叉点，将相对的笔画刻断，形成细微的刀痕。”[45]石印本和铅印本则不存在这种情况。第三，从字体看，石印本多为手写体，笔画圆润流畅，而其影刻本字的边缘较为锐利。铅印本中，同一个字的外形基本相同；其影刻本即使高度一致，也不能保证每一笔不差毫厘（见图7）。
版式方面。第一，铅印本的边栏四角有缝隙，界行与上下栏不相连；其鱼尾是拼版而成的，所以与版心两旁的界行也有隔隙。但其影刻本却不会如此。第二，从版框看，铅印本的版框为统一定制，规格齐整；石印本的版框手绘而成，线条流畅，大小基本相同，粗细略有差异。其影刻本的版框为手工雕刻，本就粗细不一，倘若再受潮膨胀，差异将更加明显。第三，从书口看，由于影刻本的板框尺寸不一，所以齐栏后的书口不如铅、石印本整齐。第四，由于书板磨损失修，刻本常有断版现象，界行也断断续续。[46]铅、石印本则较少出现这种情况。[47]另外，铅字版的栏线为金属制成，虽然很少出现断裂的情况，但有时因为磕碰等原因，会造成局部弯曲。[48]第五，从版面看，刻本中有面积较大的墨色时，会显现棕刷扫过的痕迹。第六，如果刻版时“剔空”环节处理不到位、空白地方剜除深度不够，容易导致刻本字的周围以及空白处沾染墨迹。铅、石印书页上则很少出现印刷墨迹。第七，少数影刻本的版心有字数统计或者刻工姓名，这是雕版所独有的，例如光绪二十六年成都两义堂影刻铅印本《伤寒论浅注补正》。另外，当一个印本同时表现出铅、石印本和刻本的版本特征时，排除照相影印本的情况，应首先考虑雕版印刷的特性，鉴定为刻本。比如同时存在行格不整、字体大小不一与版面断裂的情况，应先根据断版现象确定为刻本，其次根据行格不整等情况确定为影刻活字本。
以前文提到的《双声叠韵谱》的石印本及其影刻本为例进行分析。第一，同文书局石印本的印刷字体，墨色浓黑均匀。其影刻本的墨色却深浅不一，如第二行“西等处”、第三行“书也书”、第五行“疑观”等字较浅。第二，石印本的边框粗细一致，墨色浓厚。其影刻本版框的宽度略有差异，且深浅不同，如红色方框内的部分吃墨较少，露出棕刷扫过的印痕，下边栏还存在水墨外渗的现象。第三，石印本的界格基本保持完整，影刻本则断断续续。
图7 汤寿潜《危言》铅印本及其影刻本
（二）底本鉴别
考察某一刻本是否为石印、铅印书籍的翻刻本，首先要通过序跋凡例、作者文集和相关书目，确定该书的版本系统中有哪些石印或铅印本，何时、何地出版。其次，不能仅凭出版时间先后来判断一书之刻本与铅、石印本的关系，还应比对书影甚至校勘，才可厘清版本脉络。有的书籍最初使用雕版印刷，后来经过铅印、石印再版；书坊翻刻时或许依据初刻本，也可能以铅、石印本为底本。例如光绪十二年总税务司署刊刻丛书《格致启蒙》收书16种，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海著易堂书局铅印再版；其中3种《欧洲史略》《罗马志略》《希腊志略》，被湖南书坊影刻后收入丛书《西史汇函续编》。类似的，光绪十八年（1892）四明耳学庐刊刻《英法俄德四国志略》；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用铅字翻印此书，后来这一铅印本也被刻入《西史汇函续编》。这导致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人民大学图书馆将此丛书误录为著易堂或图书集成局刻本。[49]再如《御制历象考成后编》一书，最早为乾隆武英殿刻本，光绪二十二年，上海书局影抄殿本后付诸石印。今又存光绪二十二年励志书屋刻本，与前两种版式相似，那么影刻的是殿本还是石印本？笔者经过对比，确定励志书屋以石印本为底本。比如其标点符号，石印本和励志书屋本离字更近，似夹在上下字中间，殿本的句读则距栏线更近。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是近代影响最大的西学书籍之一，有数十种版本，较早的味经书局本、慎始基斋本均为刻本。目前有关其版本演变的研究成果较多[50]，但很少关注铅、石印本的影刻本，仅有耿心提及富文书局石印本的影刻本。尽管这些坊间影刻本的文献价值不高，却是《天演论》在内地打开市场、传播流行的明证。据笔者调查，富文本有光绪二十七年蒙学书局等3种影刻本[51]；以富文本为底本的铅印本，有光绪二十八年成都书局、光绪二十九年三义书局和明善社三种影刻本；光绪二十四年嗜奇精舍影印慎始基斋本，亦有影刻本。还有些常销书籍，如石印绘图的蒙书、杂字书以及初小国文教科书，其翻刻本的字体和图像严重走样，应是几经辗转、以翻刻本为底本再次翻刻的。新式印刷技术的普及大大降低了盗版的成本，许多石印、铅印小作坊兴起，翻印之风屡禁不止，而盗版书多不标识出版信息；加之书坊翻刻时篡改原书序跋和牌记等项，这就给翻刻本的底本鉴别工作带来较大困难。仅有少数出版者会在翻刻时说明底本来源。例如长沙实学书局翻刻铅印本《佐治刍言》，牌记云：“光绪二十四年仲春湖南实学书局依江南制造局本重校刊”。
（三）作伪手段
同古代的盗版类似，书坊在翻刻铅、石印本时也会改头换面、伪造新书。例如篡改扉页题名，光绪十八年扫叶山房根据同文书局影宋本《孔子家语》进行影刻，笔者经过对比上文提到的保留原牌记的影刻本，发现某些字的笔画存在差异，确认并非同一版本。扫叶山房还更改扉页信息，原本作“魏王肃注/内府藏本/孔子家语/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扫叶山房改为“影宋刻内府藏本/孔子家语/绣州（指秀水，今浙江嘉兴）金尔珍署”，牌记作“光绪壬辰年夏四月上海扫叶山房印行”，钤印“扫叶山房督造书籍”。[52]且在卷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篇名“孔子家语十卷”下，增刻“内府藏本”四字，似乎是想制造影刻内府藏本的假象。光绪二十八年崇实斋搜辑策论文章，邀请韩韦编纂《四书五经义策论初编》《续编》，又出版陆钟渭的时文集《存我轩偶录》，均交由文汇书局铅印。现存光绪二十九年别恒轩影刻本《存我轩偶录》，扉页改题“四书五经义策论合编”，并托名“张之洞署”。再如光绪三十年（1904）杭州彪蒙书室石印《绘图识字实在易》，封面题“京师大学堂鉴定绘图识字实在易”。现存最新书社影刻本，扉页a面改题“最新分类绘图识字实在易”，右上方增刻“京师大学堂审定、学务处颁行”；b面把原书牌记中的出版日期“光绪甲辰六月”改为“光绪丙午四月”。还有篡改石印、铅印书籍序跋的情况。例如会文堂石印本《三苏策论》，序末题“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日善化张绍龄序于会稽之水师防次”；湖南古余书局翻刻时删改为“光绪二十八年蒲节后一日善化张绍龄谨识”。至于牌记的篡改则更为普遍。例如光绪三年酉腴仙馆铅印《四书贯珠讲义》，牌记为“光绪三年岁次丁丑仲夏酉腴仙馆仿聚珍板”，同德堂影刻本剜改为“光绪十二年岁次丙戌夏同德堂校仿聚珍板”。再如光绪十五年书业德影刻同文书局石印本《韵史》，将扉页牌记“上海同文书局石印”径改为“书业德书局石印”。[53]这也进一步说明，当时世人对石印、铅印缺乏了解，否则书坊不会在刻意篡改出版者时，留下如此明显的破绽。此外，新式印刷书籍普遍使用版权页来标注作者、发行所、印刷厂等信息，这成为书坊篡改的新对象。例如1912年上海姚文海书局石印《中华民国学生明白如话尺牍》；1934年成都正古书庄翻刻时，将版权页上的发行时间剜改为“贰拾三年”，将分售处“各省大书庄”改为“成都正古书庄”。
三、校勘和刻印质量
翻刻本的校勘和印刷质量一直以来为人所诟病，出版企业对此多有批评。例如1914年商务印书馆发现偏远州县存在大量翻刻教材，于是禀告政府维护版权，条陈其四大缺陷“字句讹错”“字画舛误”“刊印模糊”“纸墨恶劣”，特别指出“今翻板者多用木板，久则模糊”，若不查禁，则“僻壤穷乡，永无识字之望”。[54]次年，上海书业商会董事陆费逵控诉各省翻刻翻印注册图书之事，湖南巡按使批示道：“书贾射利，翻刻图书，本属侵害版权。而刊印模糊，字迹错误，贻害学者，更非浅尠。”[55]那么其质量究竟如何？笔者曾购得几种铅、石印书籍的影刻本，从中挑选3种，分别是清末坊刻业中心——四川影刻的《史论正鹄》和民国初年云南书坊影刻的《新国文》。无论举业书还是教科书，都是图书市场上的畅销门类，其出版者皆为普通书坊，因而可以代表民间影刻铅、石印本的平均水平。兹选其中部分章节，与原书进行校对。
光绪二十七年，上海久敬斋石印《史论正鹄》初、二集，手写体，小五号字，半叶15行、行36字。并在次年3月登报声明：“近闻无耻之徒已有翻刻，是书早经备案，必欲禀官，兹有友人劝阻，念同业之情。嗣后再有重印等情，立即禀官提究重罚。”[56]但同年4月，四川华英书屋即影刻此书，并撰序文曰：“适睹秀水王树敏先生选有《史论正鹄》全集，……亟应付梓，俾士子循流以溯源，且易于购买。”笔者购得《二集》卷一，该本删裁原书天头的“题解”部分，共48叶。兹选前8叶进行校对，仅发现2处讹字：
第6叶b第11行“纯以”，“纯”，刻本作“纪”。第8叶a第14行“芝术”，“术”，刻本作“木”。
1912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新国文（初等小学校用）》第7册，楷体，三号字，半叶9行、行17字，有插图，共29叶。现存大理新民书局影刻本，扉页改题“共和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选择前17课第1至10叶进行校对，发现5处讹字：
第3叶a第3行“交際”，“際”，刻本作“
”。第4叶b第8行“馈人”，“人”，刻本作“心”。第5叶a第6行“收到”，“收”，刻本作“以”；a第9行“敬讯”，“敬”，刻本作“
”；b第1行“臧亨铨”，“亨”刻本作“享”。
综上，影刻本遵循原书的版式，其内容也未达到讹谬满纸、不可收拾的地步，但确实存在字迹漫漶的问题。而且，当原书小字密行、笔画复杂或者印刷模糊时，刻工若看不清楚，就会出现照猫画虎、形近而讹的错误，如上文提及的“纯”讹作“纪”。其次，新式出版物中的许多现代标点，如逗号、引号、感叹号、问号等，影刻本或是省去、或是刻错。民国以后兴起细长的仿宋铅字，书坊亦照式摹刻，导致雕版笔划太细，印刷时损耗严重。如中华书局《新编初小常识课本》的影刻本，不少字缺笔少划（见图8）。
除了刻错或者漏刻的情况，书坊翻刻铅印书籍时还存在画蛇添足的现象。例如光绪十二年铅印本《尺牍初桄》卷末附有勘误记《更正》，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海古香阁铅印本《盛世危言》卷首也有《校勘记》，这是因为铅版随印随拆，事后若发现错误，只得出校勘说明。书坊不但不依据《更正》或《校勘记》修改正文，反而费工劳力地照式影刻，例如天津图书馆藏光绪十二年还读楼影刻本（见图9），可见其文化程度颇低、操作之机械。
图8 中华书局铅印《新编初小常识课本》及其影刻本
图9 还读楼影刻铅印《尺牍初桄》
余 论
中国是世界上使用雕版印刷最悠久、最普遍的国家。及至晚清，这一规模庞大的本土产业在面对外来文化和技术的冲击时，不可避免地与新式印刷业发生碰撞；但另一方面，传统书坊也在努力融入新文化流行的大势。影响印刷产业发展的因素，除技术外，还要考虑政治文化环境、交通运输、市场需求以及产业基础等多个方面。近代大量涌现的石印、铅印书籍的翻刻本，反映了雕版印刷业强盛的活力和坚韧的生命力。传统书坊、刻工利用旧形式复制新内容，尤其在清末推广新式教育以后，雕版翻印本为那些石印、铅印不易触及的偏远地区和贫寒学子带去新知识、新思想。如宣统二年（1910）清学部编纂颁布《初等小学教科书》，要求各省学务公所翻印，考虑到西北、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于是通告云：“惟偏僻省分，方准用木板。”[57]
雕版翻印石印、铅印书籍，是近代新、旧印刷技术及产业过渡阶段的特殊情况，期间产生的翻刻本，值得更多关注。在鉴定时，除了考察版本特征以外，还需转变固有观念，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刻本必定早于铅、石印本，从而不会朝翻刻的方向考虑。例如光绪三年上海总税务司铅印李圭所撰《环游地球新录》，光绪十年李氏重刊此书。但谷及世整理校点时，却将刻本误认为初版：“是以原刻本为依据，以清活字本参校。”[58]再如当代的古籍影印丛书《清末民初文献丛刊》，其《凡例》第一条云：“举凡所用之底本，均为该书之早期版本。”实际上并非如此，如《婺学治事文编》[59]，编者选用的底本是光绪二十七年目巧室石印本的影刻本，但在此之前，已有光绪二十四年金华府署和丽正书院两种刻本。古籍编目工作也要注意相关问题，著录石印、铅印书籍的翻刻本时，不应简单依据牌记、扉页等提供的信息，如前文提及的《天演论》竟出现“富文书局刻本”；同时，最好能体现其底本的版本形态，而非用“影刻本”一概论之。
注释：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何朝晖老师、严佐之老师以及《文献》匿名评审专家、张燕婴老师的指导，谨致谢忱。
[1]郭汝诚修，冯奉初等纂：《〔咸丰〕顺德县志》卷三《舆地略·物产》，《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187号，成文出版社，1989年，第323页。
[2]李提摩太撰，蔡尔康译：《广学会第十一届年报纪略》，《万国公报》1899年第120卷，第25页。清光绪十三年（1887）英、美传教士等人在上海创立广学会，所编书籍大多交由上海美华书馆铅印出版。
[3] 艾俊川：《清末雕版翻刻石印本和铅印本现象》，《中国印刷史新论》，中华书局，2022年，第87-93页。
[4] 耿心：《清末民初〈天演论〉版本及其时代特征》，《文献》1996年第2期，第238页。
[5] 徐维则：《增版东西学书录》，《近代译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书前《广问新书之概则》第4条“版本”云：“某年何家用何法刻印，某年何家用何法再刻印。”（第40页）如介绍《中西度量权衡表》云：“天津局石印本，元和江氏《灵鹣阁丛书》本，江南重刻本，湖南重刻本，石印本。”（第319页）
[6] 张颖、陈速：《平金川全传》，《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第810页。
[7] 关于照原书样式重刻的一类版本的称呼，学界众说纷纭。有的学者细分为覆刻本、仿刻本和影刻本，姚伯岳和于义芳的《论覆刻本》论述的最为详细，称仿刻本是“用‘临’的方法复制而成的刻本”，影刻本是用“‘摹’的方法复制而成的刻本”，覆刻本是“将原书底本拆成散叶”，然后将原书纸叶粘贴在木版上直接刊刻（《版本目录学研究》2009年第1期，第152-153页）。不过，也有学者将覆刻本与影刻本视作一类版本，如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第264页）、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8年，第107页）、杨军（《翻刻宋本版本称谓述略》，《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8年第7期，第91-92页）。笔者所论雕版影刻铅印、石印书籍，既存在影抄后刊刻，也有拆散原书、贴板刊刻的情况，为行文方便，故用“影刻本”一词进行概括。
[8] 由于图书馆多不重视近代坊刻本，收藏少且数字化程度低，所以笔者主要借助“孔夫子旧书网”获取部分图像，查对其底本、核验是否为翻刻。文中所举版本实物的案例大多来源于此网站，故不再一一注释。
[9] 叶盛：《菉竹堂稿》卷八《书〈道园学古录〉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5册，齐鲁书社，1994年，第326页。
[10] 绍兴医药学报社编：《医药丛书》第一集第一种《研经言》卷首，1916年绍兴裘氏刻本。
[11] 卢前：《书林别话》，《书林清话·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94页。
[12] 据李致忠考察，同文书局本《切韵指掌图》的底本，为宋绍定本的影抄本，其与《四部丛刊续编》所收、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影写宋绍定本不同。参见氏著《宋版书叙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04页。另外，经付永强师弟目验比对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切韵指掌图》石印本和影刻本（书号：u02.42-45.64），两者略有差异。如第44页a第10行“贞”字，石印本缺笔而影刻本不缺；书末《后序》的上下边栏，石印本为单栏，而刻本为双栏线；《后序》署名，石印本有两方钤印，而刻本无。
[13] 这些版本除同文书局石印本外，均可见于国家图书馆线上“中华古籍资源库”，只是国图将同文本的影刻本误录为石印本。通过对比，可知同文书局以道光刻本为底本，但并非直接影印，而是影抄后付印。其石印《旧五代史》等书亦是如此，参见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8页。
[14] 叶德辉：《书林馀话》，《书林清话》，第275页。
[15]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16] 抱芳阁主人：《各省分售同文书局石印殿板〈佩文韵府〉并附拾遗》，《申报》1886年10月23日。
[17] 陈荣广：《老上海》卷一一《工商》，泰东图书局，1919年，第19-20页。
[18] 上海书画社：《出版说明》，《共产党宣言》，上海书画社，1973年。
[19] 巩曰国：《雕版印刷史上的一个特例——谈上海书画社刻本〈共产党宣言〉》，《图书馆建设》2003年第 6 期，第97页。
[20] 唐惊生：《上海著易堂书局铅雕版印本〈聊斋志异〉》，《版本目录学研究》2013年第1期，第383-388页。
[21] 孙楷第：《关于〈儿女英雄传〉》，《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0年第6期，第38页。
[22] 申报馆：《重印儿女英雄传出售》，《申报》1887年11月22日。
[23] 这或许与光绪十二年扫叶山房主持成立的上海书业崇德公所有关，几家书坊联合出资刻板，印成后分送给加盟书坊出售。参见杨丽莹：《晚清民间书坊“督造书籍”印考略》，《图书馆杂志》2010年第8期。
[24] 参见杨丽莹：《扫叶山房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1页。
[25] 习斌：《中国绣像小说经眼录》，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第750页。
[26] 山西大学图书馆编：《山西大学图书馆线装书目录》，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51页。
[27] 钟少华：《进取集·清末百科全书新探》，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第148页。
[28] 骆伟：《近代西方印刷品及其版本特征》，《图书馆论坛》2009年第1期，第43页。
[29] 卢贤中：《中国图书学·古籍版本的鉴定》，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3页。
[30] 艾俊川：《且居且读·古籍版本鉴定的“两条路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2页。
[31] 参见曹炯镇：《中韩两国古活字印刷技术之比较研究》，台湾学海出版社，1986年，第35-36页。
[32] 参见王雨：《如何鉴别活字印本》，《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2-183页；魏隐儒、王金雨：《古籍版本鉴定丛谈·活字本的鉴定》，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年，第127页；柯浦：《浅释活字印本》，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活字印刷源流》，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年，第130-133页。
[33] 以上版本信息，依据“学苑汲古”及“孔夫子旧书网”收录的书影。
[34] 姚伯岳、于义芳：《论覆刻本》，《版本目录学研究》2009年第1期，第159页。
[35] 姚伯岳、于义芳：《论覆刻本》，《版本目录学研究》2009年第1期，第157页。
[36] 参见骆伟：《近代西方印刷品及其版本特征》，第43页。
[37] 关于石印和铅印混用洋纸、土纸情况，文献中多有记载。例如1918年发行的《扫叶山房书目》中，多部书籍列明不同印刷用纸“中纸”“洋纸”及其价格。此外，相关情况亦可参见王保平：《从竹纸到白报纸：试论中国近代报刊用纸的“新陈代谢”》，《编辑之友》2020年第1期，第88-89页；刘般若：《土纸改良通俗设计》，《中原月刊》1939年第3期，第52-54页。
[38] 参见胡道静、陈光贻、虞信棠：《简明古籍辞典》，齐鲁书社，1989年，第77页。
[39] 李清志：《古书版本鉴定研究·其他版本类型之鉴定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第255页。
[40] 吉文辉、王大妹编：《中医古籍版本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第106页。
[41] 薛冰：《书事·影印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60页。
[42] 李清志：《古书版本鉴定研究》，第256页。
[43] 参见陈太乙：《木刻版与石印版伪造证券的特征鉴别》，《刑事技术》1980年第4期，第50页；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编：《图书馆古籍整理·古籍版本》，1982年，第50页；李清志：《古书版本鉴定研究》，第256页。
[44] 参见魏隐儒、王金雨：《古籍版本鉴定丛谈》，第127页；柯浦：《浅释活字印本》，第132页。
[45] 艾俊川：《且居且读·鉴定金属活字印本的几个方法》，第28页。
[46] 参见魏隐儒、王金雨：《古籍版本鉴定丛谈》，第127页；柯浦：《浅释活字印本》，第132页。
[47] 光绪以后，铅印业开始应用浇铸整版的印刷技术，具体方式可分为泥版和纸型。但因为成本和技术等因素，纸型直到光绪后期才广泛应用。浇铸的铅版在制造、运输途中及压印的过程中，可能产生断痕。至于石印，若板材选择不佳，或搬运磕碰、使用过久，也会出现裂缝。但相比刻本，铅、石印本版面出现裂缝的频率很低，更罕有整版断开的情况。
[48] 详见邹毅：《证验千年活版印刷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7页。
[49] 参见高校古文献资源库“学苑汲古”的著录。http://rbsc.calis.edu.cn/
[50] 例如孙应祥：《〈天演论〉版本考异》，《严复诞辰150周年纪念论文集》，方志出版社，2004年，第328-340页；皮后锋：《严复评传·〈天演论〉的传播与主要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77-380页；王天根：《〈天演论〉传播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动员·版本》，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5-55页。
[51] 天津图书馆将蒙学书局影刻富文书局本错误著录为“蒙学书局石印本”，湖南省图书馆和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则将影刻富文本著录为“富文书局刻本”。（据上海图书馆发布的“中文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
[53] 国家图书馆藏有书业德影刻本（索书号：75965），但误录为“影印本”，并附注云：“据清末刻本影印”。
[54] 《都督兼民政长训令省垣各校各县知事据上海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经理呈请各属各学校毋得购用翻刻该馆出版书籍由》，《湖南政报》1914年4月第26号。
[55] 《书业商会慎重版权》，《申报》1915年9月3日。
[56] 久敬斋：《告白》，《申报》1902年3月4日。
[57] 《致陕西、新疆、甘肃、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学司翻印本部教科书应由部发给印花电》，《学部官报》1911年第149期，第23页。
[58] 谷及世：《最早一部中国人写的美国游记》，见李圭：《环游地球新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页。
[59] 汤寿潜编：《婺学治事文编》，《清末民初文献丛刊》，朝华出版社，2018年，第1页。
【作者简介】
孙云霄，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返回搜狐，查看更多